让历史回归本位——读邓曦泽《文化复兴论》

发布时间:2022年05月31日
       于宝庆:让历史回归本位——读邓锡泽《文化复兴论》 近代中国不断受到侮辱, 中国人对外国侮辱的感受和理解也在不断变化。乌鸦战争后的一段时期, 虽然中国人认为技术不如西方, 但他们仍然对法律制度(即政治和文化)保持着自信。李鸿章), 但这种自信在甲午之战战败后迅速崩塌,

开始了一股怀疑古人、反古人的风潮。因此, 国家衰落的责任继续在政治上(抗战后新文化运动前), 然后在文化上(新文化)。
       运动期)。当一个国家没落的责任最终归咎于文化时, 历史文化(或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就被视为国家进步和民族复兴的包袱甚至障碍, 然后他们被推翻了。由于当时中国现实的尴尬, 中国人民无法为历史文化的价值提供很好的证明。于是,

历史文化的花朵和果实散落一地, 让那些视其为灵性灵魂的人陷入绝望, 痛苦不堪。比如, 王靖安在昆明湖自缢身亡。但与此同时, 也不是每个人都让历史和文化崩溃。也有不少有志之士站出来为君子辩护。梁漱溟首当其冲, 后人层出不穷, 以现代理学家为代表。
       至于历史文化, 反古派认为它没有任何作用, 就是没用, 不能支撑民族复兴, 所以应该打倒。相反, 捍卫者认为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功能, 可以支持民族复兴。但是, 无论反古和反道的观点有多么不同, 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 都是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历史和文化。这就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历史文化的功能是什么?或者问:历史文化有什么用?为什么人们会想到这个?因为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使命, 民族复兴不仅是从世界的角度, 更是从历史的角度。这种双重视角意味着中华民族需要以自己的理念为民族复兴提供支撑。因此, 有必要回顾历史。文化能为民族复兴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中国人民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 答案也在不断更新中(如中体西用、内在圣化、中西融合、创造性转化、全面创新等) .)。文化具有这样的功能和价值。在众多命题中, 邓锡泽“文化复兴论”提出的方案独树一帜。邓锡泽认为, 关键不是给历史文化添加它没有表现出来的功能, 而是发挥它本来的功能。如何展现历史文化的原有功能? 《文化复兴》给出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方法论:“问题方法效用”, 其基本含义是:当人们做任何事情时, 都是在寻找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的方法, 而做事的关键是检查方法的有效性。
       当这种方法论应用于“历史文化有什么用”的问题时, 就是:在生活中, 人们总是在寻找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有些生活问题和方法, 从古到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些问题需要从古到今去面对。它也需要在古代和现代使用。历史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共同的老问题和共同的老方法。因此, 它具有不可逾越的内容, 而这些内容具有不可逾越的重要价值, 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源泉。与公众交流的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理解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源泉和交流平台?邓锡泽举的例子很有意思。他以筷子和《论语》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东西为例, 来说明历史文化的本来面目。大多数中国人用筷子吃饭, 他们并不习惯筷子提供的交流功能和它所蕴含的文化积淀, 只是想象一下:在一个家庭中, 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习惯于使用不同的饮食工具, 一个该用叉子,

B该用刀, C该用勺子, D该用筷子……后果是什么? ——家庭会增加大量的组织膳食和为成员提供不同的用具的成本, 并且会更加难以沟通。如果他们每个人都长期坚持使用自己的工具, 那么A喜欢把食物做成厚片, B喜欢把它做成厚片, C喜欢把它做成汤……如果A满意, 然后B和C的麻烦增加了, 以此类推, 互动成本飙升。这种交流成本不仅体现在同代人的交流中,

也体现在代际交流中。如果上一代和下一代使用不同的器皿, 代际交流的成本就会增加。不难想象, 如果父亲用筷子, 却教孩子用叉子, 孩子以后也会用叉子,

不仅父亲需要学分叉会增加爸爸的生活成本, 以后爸爸和孩子的交流会比较麻烦。如果筷子被一代一代地使用和普遍使用, 筷子将成为人们相互交流的平台。如果你了解筷子解决生活问题、促进大众传播的方式, 就很容易理解《论语》等经典甚至历史文化在促进大众传播中的作用。例如, 历史文化是由各种“餐具”组成的, 通常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餐具”(即针对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 或者针对同一对象使用多个“餐具”(即针对同一对象采用多种方法)。
       问题), 以及多个对象的“餐具”(即, 解决多个问题的方法)。所有这些“餐具”都像筷子一样促进了公众互动。当人们在公共传播中面临一些问题(不是所有问题)时, 这些“餐具”就成为这些问题的公共传播平台, 减少人们的分歧, 降低传播成本, 促进公共传播(p190-193)。从“筷子”的比喻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稳定的历史文化, 尤其是稳定的经典, 不仅促进了有效的交流, 也有助于文化的积累和传统的形成;同时, 文化积淀和传统形成也有利于交流。相辅相成。一方面, 稳定的经典使人们能够通过各种教育方式教育后代, 使人们在基本问题上掌握相同(或相似)的基本方法, 从而使交流更加有效;另一方面, 因为经典的稳定性, 也因为传播更有效, 所以经典中所包含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 能够以生活的形式, 在各种公众交流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让人们了解其中的某些方面。日常人际关系中的经典。这些意义(这种理解主要是日常理解), 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发生文化积累和传统形成, 从而促进公众传播(p193-197)。那么, 历史文化在促进公众传播中的作用重要吗? - 当然很重要。我们说, 社会秩序的建设和和谐社会的追求, 都是从公共传播的角度来考虑的。一个人如果不进入公共交流, 他的想法和行为方式并不重要, 但是一旦他进入公共交流, 个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就很重要。邓锡泽从生存结构出发, 从个体生活到公共传播, 严密地展示了历史文化推动公共传播的功能。这种作用不是后人在历史文化中添加的, 而是与生俱来的, 几千年来一直在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发挥历史文化的原有功能和价值, 让它继续解决我们还需要面对的老问题, 而不是要求它解决西方挑战带来的新问题, “什么?历史文化以前做, 现在做, 以后做, 尽量让做”(p39)。邓锡泽把解决“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的方案称为大众儒学的途径, 强调以儒学为主导的历史文化的公共性。它展现了它原有的功能, 所以可以说它把历史带回了它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标准, 而内生开新的理念是不可能回到标准的。而且, 邓锡泽用这种方式重新诠释了秦汉统一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困境, 这与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汉武帝摒弃了百家思想, 只崇尚儒家思想。从根本上说, 就是为中华民族构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基本的、稳定的、有效的共同思想源泉, 为中华民族构建相应的公共价值体系和公共价值体系。交流平台, 促进中华民族公共精神的形成。近代以来, 历代政治家都在努力解决文化困境的同时, 也为中华民族搭建了一个基本的公共交流平台, 避免了“普通公民不知所措”(孙中山)的生活困境。但是, 至于如何用历史文化的具体思路来处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文化复兴》主要给出了基本的思路和一些操作方法, 比如《文化复兴任务表》(p383), 并给出了一些例子, 但没有充分讨论。当然, 一本书只能完成有限的任务, 对这些应用的研究还需要继续。 【待续】